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《史记》的,刚刚写了五年的时候,即公元前99年,汉朝大将军李陵(名将李广的孙子)奉汉武帝的命令,率领五千步兵进攻匈奴,可是,因为孤军深入,被八万匈奴兵包围了。李陵率军拼死突围。斩杀了无数敌人,因为寡不敌众,没有成功。几天后,汉军粮食没了,箭也射完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李陵投降了匈奴。他的士兵,除了四百多逃回汉朝外,其余的都战死在疆场上。
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朝庭,汉武帝非常愤怒,大发雷霆。有些从前夸奖过李陵的文武官员也都痛骂李陵。司马迁却有自己的看法。“李陵与士大夫绝甘分少,能得人之死力,虽古名将不能过也。身虽陷败,彼观其意,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。事已无可奈何,其所摧败,功亦足以暴于天下。”他和李陵并没有社交,可觉得应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。结果司马迁被关进了牢房。司马迁在狱中受到严刑拷问,被打的满身是伤。
虽说如此,汉武帝还是接受司马迁看法,并且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境内,以迎李陵归汉。公孙敖在边境守望一年多,没有等到李陵归来,便谎称李陵为防备治军北伐,正在训练匈奴兵,要来攻打汉朝。可汉武帝信以为真,马上下令把李陵家属全部杀死。想到司马迁曾经为李陵辨护,汉武帝气上加气,把他也判了死罪。
司马迁得到自己要处死的消息,简直惊呆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,自己好心好意,为皇帝着想,反而招来杀身大祸。他马上又想到,自己一死,那部史书就不能问世,父亲的遗愿就不能实现,年轻时代立下的理想也落空了。他心如刀绞。为了事业,他多么希望活呀!
当时,要想免死只有两个办法。一个是花五十万钱赎罪,另一个是用腐刑(割掉生殖器官)代替死刑。
司马迁家境一般,那里拿得出五十万钱?他的亲戚朋友为了摆脱嫌疑,早就躲得远远的了,谁也不来帮忙。难道只有接受腐刑这一条路吗?“诟莫大于宫刑!刑余之人,无所比数”。(没有比宫刑更丢脸的了﹗受刑的人,没有人和他在一起,不能算是一个人)。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﹑万倍。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和疏远,使司马迁痛不欲生。
在生与死的问题上,对他来说,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,他要忍受耻辱,忍受着人们的嘲讽,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,实在是太难了。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,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,一死可以解百忧。但是《史记》一书刚刚开始,司马迁为了完成《史记》这项伟大的工程,终于下了决心,要顽强地活下去!于是,他在阴暗的蚕室(受腐刑的牢房)里,强忍着悲痛,接受了使他忍受奇耻大辱的腐刑。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,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。难堪﹑耻辱﹑愤怒﹐统统凝聚到笔上,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,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(公元前95年)为止的这段历史,编写成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巨著。
话说李陵在投降匈奴后,曾替匈奴劝降苏武,苏武的凛然正气为李陵所折服,两人交往较多,后苏武归汉,也曾投书劝李陵归汉,书信往还,这一封《答苏武书》当是往来信件中的一封。李陵在信中列述了降匈奴后自己客居胡地的心情的悲凉,谈到老母、妻儿为汉朝杀戮的悲愤,更详述了自己率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十万大军的艰难,也诉说其投降变节是假,图谋战机以报汉帝是真的良苦用心。其心之切,其情之哀令人感叹。但卒章之际,李陵对投降之事并未言悔,反倒劝苏武“勿复劝陵”,不要对他抱有希望。面对汉主的“背恩忘德”,李陵的一颗心早已死去。
为什么李陵会这样呢?由李陵,不由想起李广。祖孙两个同为抗击匈奴的汉将,一忠一叛,虽结果迥异,但命运何其相似!
李广一生与匈奴血战六七十次,骁勇无比,令匈奴闻风丧胆,却始终不得封侯,最后又因汉武帝、卫青等人欲令公孙敖立功封侯,而令李广发出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,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,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闽远,而又迷失道,岂非天意!且广年六十余矣,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!”的感叹,以至引刀自刭。可怜忠心耿耿、保家卫国之臣,竟落得见弃于汉室,一死一降,一个带着千古遗憾,告别人世;一个客死胡地,怅惘一生。
李陵之不言悔,决不止在于老母、妻子被戮,更复有祖父无辜枉死之恨,正象其在《答苏武书中》所言:“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,义勇冠三军,徒失贵臣之意,刭身绝域之表,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也!”这是李陵的觉醒,可有谁知道,假若李陵当真归汉,结果不是像他说的那样“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”,罗织罪名呢?不恩之廷,不忠也罢!
司马迁对李广、李陵是一腔热爱与同情。所以他才会在在朝中一些人谗言中伤李陵,将兵败原因归罪于李陵时仗义执言。
司马迁的忍,体现了对崇高理想追求过程中的不届不挠,体现了坚强的意志。这种坚强不是那种一折就断的脆钢,而是虽百弯而不折的韧钢。他把个人的痛苦、耻辱埋在心灵的深处,对人情的冷暖,世态的炎凉视而不见,用不息的奋斗,为人类写出了不朽的《史记》,用坚定的脚步走向永恒。 司马迁不仅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,也鞭笞了轻如鸿毛的人生。而孔子的《春秋》﹑孙子的《兵法》﹑届原的《离骚》,这些伟人都是在遭逢了一场大难之后,忍受住磨难而写成的。
李陵事件又想起之后的南北朝梁朝大将陈伯之和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,丘迟(464-508),字希范,吴兴乌程人(今浙江湖州),是南朝齐梁间的文学家。有《丘司空集》传世。
梁武帝天监元年(502),陈伯之受部下的挑唆,起兵反梁,兵败后投降北虏,受封“平南将军”。天监四年(505),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北伐。当时陈伯之在寿阳梁城(现在的安徽寿县)一带屯兵抵抗梁军。萧宏便让记室(类似于秘书的职位)丘迟写信劝他归降。
陈伯之一介武夫,并不识字。史书没说他知道了信的内容后有何反应。但事实是,陈伯之于天监五年(505)反正,又回到了梁朝。
《与陈伯之书》一篇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,不仅文辞优美,而且说理通透,浸透了汉人真性情。丘迟对陈伯之可谓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。即使今天的汉人读了,也会激发出一种对本民族的感情。尤其是读到“霜露所均,不育异类;姬汉旧邦,无取杂种”这一句,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汉族建立的文明古国,凭什么允许腥膻恶臭之族来统治呢?清代著名诗人宋湘曰:“文章妙绝有邱迟,一纸书中百首诗。”一言之辩,重于九鼎之宝;三寸之舌,强于百万之师。而就这样名篇古今论述的人却甚少。
司马迁为了李陵得罪于汉武帝,忍辱负重,以事业为重活了下来,司马迁真是令人敬佩的伟大之人!生活中的同事,常遭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不公平的待遇,有人挺身而出,往往也被穿上“小鞋”或解聘或不被重用,我还是欣赏这些正直的人,否则,人间正气何在?话又说回来,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”。古今因直言而死的人还少吗!只有那弯曲生长的树木,才顽强地活着。有多少心系国家命脉的人不得不归隐山林,去追寻对生命的顿悟。
对于普通人来说,在正常的环境中去为远大理想目标而奋斗是可以做到的,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保险系数比较大,没有大起大落,大喜大悲。虽然不太刺激,倒也平安无事,按部就班,轻松愉快。可是当厄运到来时有人就会顿感万念俱灰,自暴自弃悲观绝望,或者所谓的看破红尘而玩世不恭。司马迁则不同,他在遭受宫刑时虽痛不欲生,最终还是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,忍住常人难忍之辱,“宜守不移之志,以成大可之功”。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。
写的太多太长了,不知有没有人坚持读下来,感慨人生啊!
补充:看了大家的评论,我想作一个补充。
李陵出自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军人世家。先祖是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,祖父是令匈奴人胆寒的飞将军李广,父亲是因猛击韩嫣而受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,叔祖有积战功成为丞相的李蔡,叔父有率数十骑横贯四万匈奴大军的郎中令李敢!
汉武帝原定增援的,可听信谗言按兵不动,他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,仅凭数千步兵与十余万匈奴铁骑周旋十几天,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一次次死里逃生,弹尽粮绝了,才被击溃。至于兵败投降,是由于卫律威胁杀死所有被俘士兵,还是因为韩延年关于效法赵破奴,他日率军归汉的建议,不甚明了,只有李陵自己知道了。 李广失道自杀,李敢被暗箭射死,均不得志,光复李氏将门荣耀的使命一并压在李陵的肩头上,英雄梦未圆,何从言死?而李陵一旦投降,有可能失去全部家人——包括他幼小的儿子。这一事实应该客观看待李陵的降敌,而朝中大将为了维护现有的声望和地位,使李陵成了祭品。朝野中的事谁能说清楚?如果汉武帝不杀李陵全家,后来的事会怎样呢?
对比丘迟为何一纸书文就劝降了陈伯之呢!难道是丘迟比苏武的文笔好?还是李陵不如陈伯之呢?事实上李陵投降后,什么也没为匈奴做,最后,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,实践了其“男儿生以不成名,死则葬蛮夷中”的诺言。英雄百战声名裂,纵然有志也惘然,可悲的历史啊!
以上为一家之谈。
东海
2006年12月18日
文章来源:Baid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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