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《史记》的，刚刚写了五年的时候，即公元前99年，汉朝大将军李陵（名将李广的孙子）奉汉武帝的命令，率领五千步兵进攻匈奴，可是，因为孤军深入，被八万匈奴兵包围了。李陵率军拼死突围。斩杀了无数敌人，因为寡不敌众，没有成功。几天后，汉军粮食没了，箭也射完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陵投降了匈奴。他的士兵，除了四百多逃回汉朝外，其余的都战死在疆场上。
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朝庭，汉武帝非常愤怒，大发雷霆。有些从前夸奖过李陵的文武官员也都痛骂李陵。司马迁却有自己的看法。“李陵与士大夫绝甘分少，能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能过也。身虽陷败，彼观其意，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。事已无可奈何，其所摧败，功亦足以暴于天下。”他和李陵并没有社交，可觉得应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。结果司马迁被关进了牢房。司马迁在狱中受到严刑拷问，被打的满身是伤。
虽说如此，汉武帝还是接受司马迁看法，并且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境内，以迎李陵归汉。公孙敖在边境守望一年多，没有等到李陵归来，便谎称李陵为防备治军北伐，正在训练匈奴兵，要来攻打汉朝。可汉武帝信以为真，马上下令把李陵家属全部杀死。想到司马迁曾经为李陵辨护，汉武帝气上加气，把他也判了死罪。
司马迁得到自己要处死的消息，简直惊呆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好心好意，为皇帝着想，反而招来杀身大祸。他马上又想到，自己一死，那部史书就不能问世，父亲的遗愿就不能实现，年轻时代立下的理想也落空了。他心如刀绞。为了事业，他多么希望活呀！
当时，要想免死只有两个办法。一个是花五十万钱赎罪，另一个是用腐刑（割掉生殖器官）代替死刑。
司马迁家境一般，那里拿得出五十万钱？他的亲戚朋友为了摆脱嫌疑，早就躲得远远的了，谁也不来帮忙。难道只有接受腐刑这一条路吗？“诟莫大于宫刑！刑余之人，无所比数”。(没有比宫刑更丢脸的了﹗受刑的人，没有人和他在一起，不能算是一个人)。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﹑万倍。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和疏远，使司马迁痛不欲生。
在生与死的问题上，对他来说，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他要忍受耻辱，忍受着人们的嘲讽，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，一死可以解百忧。但是《史记》一书刚刚开始，司马迁为了完成《史记》这项伟大的工程，终于下了决心，要顽强地活下去！于是，他在阴暗的蚕室（受腐刑的牢房）里，强忍着悲痛，接受了使他忍受奇耻大辱的腐刑。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，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。难堪﹑耻辱﹑愤怒﹐统统凝聚到笔上，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，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(公元前95年)为止的这段历史，编写成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巨著。
话说李陵在投降匈奴后，曾替匈奴劝降苏武，苏武的凛然正气为李陵所折服，两人交往较多，后苏武归汉，也曾投书劝李陵归汉，书信往还，这一封《答苏武书》当是往来信件中的一封。李陵在信中列述了降匈奴后自己客居胡地的心情的悲凉，谈到老母、妻儿为汉朝杀戮的悲愤，更详述了自己率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十万大军的艰难，也诉说其投降变节是假，图谋战机以报汉帝是真的良苦用心。其心之切，其情之哀令人感叹。但卒章之际，李陵对投降之事并未言悔，反倒劝苏武“勿复劝陵”，不要对他抱有希望。面对汉主的“背恩忘德”，李陵的一颗心早已死去。
为什么李陵会这样呢？由李陵，不由想起李广。祖孙两个同为抗击匈奴的汉将，一忠一叛，虽结果迥异，但命运何其相似！
李广一生与匈奴血战六七十次，骁勇无比，令匈奴闻风丧胆，却始终不得封侯，最后又因汉武帝、卫青等人欲令公孙敖立功封侯，而令李广发出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闽远，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意！且广年六十余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！”的感叹，以至引刀自刭。可怜忠心耿耿、保家卫国之臣，竟落得见弃于汉室，一死一降，一个带着千古遗憾，告别人世；一个客死胡地，怅惘一生。
李陵之不言悔，决不止在于老母、妻子被戮，更复有祖父无辜枉死之恨，正象其在《答苏武书中》所言：“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，义勇冠三军，徒失贵臣之意，刭身绝域之表，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也！”这是李陵的觉醒，可有谁知道，假若李陵当真归汉，结果不是像他说的那样“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”，罗织罪名呢？不恩之廷，不忠也罢！
司马迁对李广、李陵是一腔热爱与同情。所以他才会在在朝中一些人谗言中伤李陵，将兵败原因归罪于李陵时仗义执言。
司马迁的忍，体现了对崇高理想追求过程中的不届不挠，体现了坚强的意志。这种坚强不是那种一折就断的脆钢，而是虽百弯而不折的韧钢。他把个人的痛苦、耻辱埋在心灵的深处，对人情的冷暖，世态的炎凉视而不见，用不息的奋斗，为人类写出了不朽的《史记》，用坚定的脚步走向永恒。 司马迁不仅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，也鞭笞了轻如鸿毛的人生。而孔子的《春秋》﹑孙子的《兵法》﹑届原的《离骚》，这些伟人都是在遭逢了一场大难之后，忍受住磨难而写成的。
李陵事件又想起之后的南北朝梁朝大将陈伯之和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，丘迟（464-508），字希范，吴兴乌程人（今浙江湖州），是南朝齐梁间的文学家。有《丘司空集》传世。
梁武帝天监元年（502），陈伯之受部下的挑唆，起兵反梁，兵败后投降北虏，受封“平南将军”。天监四年（505），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北伐。当时陈伯之在寿阳梁城（现在的安徽寿县）一带屯兵抵抗梁军。萧宏便让记室（类似于秘书的职位）丘迟写信劝他归降。
陈伯之一介武夫，并不识字。史书没说他知道了信的内容后有何反应。但事实是，陈伯之于天监五年（505）反正，又回到了梁朝。
《与陈伯之书》一篇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，不仅文辞优美，而且说理通透，浸透了汉人真性情。丘迟对陈伯之可谓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即使今天的汉人读了，也会激发出一种对本民族的感情。尤其是读到“霜露所均，不育异类；姬汉旧邦，无取杂种”这一句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汉族建立的文明古国，凭什么允许腥膻恶臭之族来统治呢？清代著名诗人宋湘曰：“文章妙绝有邱迟，一纸书中百首诗。”一言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而就这样名篇古今论述的人却甚少。
司马迁为了李陵得罪于汉武帝，忍辱负重，以事业为重活了下来，司马迁真是令人敬佩的伟大之人！生活中的同事，常遭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不公平的待遇，有人挺身而出，往往也被穿上“小鞋”或解聘或不被重用，我还是欣赏这些正直的人，否则，人间正气何在？话又说回来，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”。古今因直言而死的人还少吗！只有那弯曲生长的树木，才顽强地活着。有多少心系国家命脉的人不得不归隐山林，去追寻对生命的顿悟。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在正常的环境中去为远大理想目标而奋斗是可以做到的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保险系数比较大，没有大起大落，大喜大悲。虽然不太刺激，倒也平安无事，按部就班，轻松愉快。可是当厄运到来时有人就会顿感万念俱灰，自暴自弃悲观绝望，或者所谓的看破红尘而玩世不恭。司马迁则不同，他在遭受宫刑时虽痛不欲生，最终还是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忍住常人难忍之辱，“宜守不移之志，以成大可之功”。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。
写的太多太长了，不知有没有人坚持读下来，感慨人生啊！
补充：看了大家的评论，我想作一个补充。
李陵出自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军人世家。先祖是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，祖父是令匈奴人胆寒的飞将军李广，父亲是因猛击韩嫣而受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，叔祖有积战功成为丞相的李蔡，叔父有率数十骑横贯四万匈奴大军的郎中令李敢！
汉武帝原定增援的，可听信谗言按兵不动，他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，仅凭数千步兵与十余万匈奴铁骑周旋十几天，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一次次死里逃生，弹尽粮绝了，才被击溃。至于兵败投降，是由于卫律威胁杀死所有被俘士兵，还是因为韩延年关于效法赵破奴，他日率军归汉的建议，不甚明了，只有李陵自己知道了。 李广失道自杀，李敢被暗箭射死，均不得志，光复李氏将门荣耀的使命一并压在李陵的肩头上，英雄梦未圆，何从言死？而李陵一旦投降，有可能失去全部家人——包括他幼小的儿子。这一事实应该客观看待李陵的降敌，而朝中大将为了维护现有的声望和地位，使李陵成了祭品。朝野中的事谁能说清楚？如果汉武帝不杀李陵全家，后来的事会怎样呢？
对比丘迟为何一纸书文就劝降了陈伯之呢！难道是丘迟比苏武的文笔好？还是李陵不如陈伯之呢？事实上李陵投降后，什么也没为匈奴做，最后，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，实践了其“男儿生以不成名，死则葬蛮夷中”的诺言。英雄百战声名裂，纵然有志也惘然，可悲的历史啊！
以上为一家之谈。
东海
2006年12月18日
文章来源：Baid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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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世之初，普天之下人类同操一种语言。出于骄傲，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。上帝对人类的骄傲感到恼怒，于是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，最终人类的难以沟通造成高塔的坍塌，通天梦成为泡影。 
文章来源：芒果街的小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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